社会的不公往往会造成最大的动荡，尤其是在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时便更是如此了。
从古至今有多少的冤假错案？很多很多，但从未有过某个王朝因为冤假错案而被推翻的，这就是矛盾的爆发点还不够。
涉及到的人越多，不公便越大，不公越大，民怨越深，民怨越深，爆发起来便越有力，所以眼下东京城百姓手中的交钞在迅速缩水。
这就是一场灾难了，大宋朝堂上的朝臣们从未遇到过这种事，别说是他们，就算是向前推一千年也没遇到过。
史书中记载最为相似的“经济危机”不是没有，比如在汉代与唐代皆出现过铜钱大量涌入市场导致贬值的钱灾。
但这一次却是交钞这种全新的纸币所引发的危机，铜钱并没有贬值相反而是因大宋的交钞贬值而更坚挺了些。
百姓们依旧相信铜钱的购买力而愈发喜爱铜钱了，这就导致最倒霉的人出现，手中囤积大量交钞的人。
在大宋什么人手中的交钞多？当然是商贾豪门，权贵之家，这些人家都是要做生意的，铜钱是最不方便的交易方式，而交钞的便捷世人有目共睹。
能用得上交钞交易的商贾几乎都是大宗买卖，就连曹婆婆家肉饼都不会用交钞会帐，为何？因为一个肉饼最多便是八文钱，谁没事拿着一张一贯钱的交钞去买？
一般的小商小贩也是如此，就连寻常些的脚店都不会使用交钞，最多在进货备料的时候用交钞结算而已。
所以此次东京百姓受到的冲击要远小于商贾受到的冲击，只是百姓数量众多，交钞数额也都不大，给钱庄造成一种视觉冲击。
但经过一些列的发酵，东京交钞的信用便彻底破产了，百姓恐慌过后很容易被安抚，但商贾的恐慌可就不那么容易被平息了，何况东京城的消息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大宋的州府蔓延，前往四京之地兑换交钞的商贾只会越来越多。
交钞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？大宋的政府信用上，在大宋滥发交钞的那一刻开始，原本铜本位的交钞制度就已经变成了信用制度。
世人有几个不知交钞滥发的？都知道，之所以还相信都是因为对大宋朝廷的信任，对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的信任。
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一边是东京交钞的不断贬值，另一边则是河西交钞的不断升值，高头街的河西的商贾发话了，他们手中的河西交钞已经汇兑成了新钞，这种新钞里本身就含有金银铜，再加上特殊套印的精美花纹和浮印技术，本身就存在一定价值。
此上这些还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河西交钞受到河西各州府的承认，并且还能在四京之地的任何地方进行兑换。
河西交钞与东京交钞的较量其实早就开始了，只不过双方一直没有摆在明面上，就算是铜钱也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交钞怎么会没有？
其实不是河西交钞变得更值钱了，而是大宋的东京交钞贬值厉害，身处中产阶级的商贾们恐慌啊！
渐渐的，东京城的寻常百姓就开始看热闹起来，因为他们手中的交钞数量并不多，东京城本来物价就在涨，一家一户一年到头能存几个钱？
朝廷允许百姓们每人每日兑换不得超过五贯钱，这已经完全足够了，家中就算是有个十来贯钱也用不了几日就被兑换干净，倒是那些商贾们可就惨了，他们也算是寻常百姓，手中的交钞数量最多。
即便发动家人每日兑换，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，在此期间还出现不少商贾雇人帮忙兑换，最后却是雇人的费用也出了，还被骗子将交钞兑换出的铜钱给骗走。
一时间东京城的商贾哀嚎遍地，但可惜并没有人对他们抱有多少同情，反倒是幸灾乐祸与看热闹的人更多。
原因自然也简单，寻常百姓有很多都是在商贾手中做工的，对这些“剥削”过他们的人自然没有多少好感，至于官府……士农工商，这可是儒家早就定下的排名顺序。
商人的地位在历史上就从未被提高过，即便是大宋依靠商业的繁荣才勉强维持住眼下的局面，但对商贾却毫无尊重和优待可言。
大宋的商贾有很多种，有些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家致富，有些是靠着官权力而飞黄腾达，更有一些就是纯粹的权宦之家自己的买卖。
此次东京交钞贬值，使得无数的商贾与官宦损失惨重，士大夫阶级突然发现，交钞的贬值并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，也不是政府行为，而是市场行为。
在所有人都不信任东京交钞的情况下，交钞贬值的速度惊人，一贯钱已经掉到五百文，甚至还有一路向下的趋势，这就是一场灾难。
和以往的天灾不同，从平民百姓，到商贾，再到士大夫阶级，所有人手中的东京交钞都在飞速贬值，而铜钱的地位却在不断的上升。
一边是大量的囤积铜钱，一边是交钞飞速贬值，如此环境下市面上的物价便开始一路飞涨，而最可怕的灾难也来了，粮价也开始了暴涨！
这就是货币贬值的连锁反应，大宋的经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一路下滑，仿佛一夜之间东京城的物价便暴涨起来，而这种灾难性的变化很快便反馈到了朝堂上。
满朝文武甚至都不知道引起这场灾难的原因是什么。
倒是范仲淹等一众改革派最先发现了其中的原因，国朝以十五万贯交钞充作岁币之用，而辽朝的十五万贯交钞抵达河西后并没有从河西采买到任何货物，相反而是从榷场中带走了价值十万贯的货物！
东京交钞的贬值也是从河西开始的，所有关于交钞贬值的信息也是从河西传大宋的！
已经被赵祯擢耀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第一个发现问题所在，继而便在公廨中抱着脑袋，嘴角不由得抽抽的呢喃道：“没事去招惹这煞星作甚？！”
再抬头看看案上堆满的文书，范仲淹不由得再次叹息，起身推开窗便对隔壁的韩琦道：“稚圭，一切要务放下，速速随我去见富彦国去！”
在西北时两人也算多有配合，如今同为参知政事，韩琦便打算与范仲淹共进退，他是知晓老范才能的，自然欣然相随。
富弼现在是三司使，有总领财政之责，寻他商量才是最稳妥的。